南南移民如何承载新型全球化(5)

实际上，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移民带来的剧烈变化扩大了城市“全球性（globalness）”的范围，当前多数对全球城市的研究都高估了经济的力量，忽略了政治的、环境的和社会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数百万个体的个人选择的影响往往甚于全球经济力量，移民与母国的跨国联系是城市全球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对移民的研究促使人们将全球化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进程。[24]因此，全球化已经表现为多样化的形式，我们不能再以一个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国际组织的数量来作为衡量其全球化程度的指标。诸如广州的非洲商贩之类的角色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中得到重视，并与跨国主义的讨论脉络相对话。因此，对自下而上的讨论将推动我们反思“规模政治politics of scale”，关注城市的居民和他们的历史，通过关注族群多样性来定义一种不同的全球化。[25]Tu认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包含了人们超越、抗辩和重新定义多种多样的文化规则和边界。[26]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是富有生产力的分析框架，能够帮助突出国际移民在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及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中谋生或获得上升的流动性的努力。

总体来说，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要将视角聚焦到个体，正如麦高登所言，是“代表了一种由志愿行动者主导的全球化行动”[27]，全球化不再是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是充斥着诸多具有鲜活特征的个体。在笔者看来，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剥除掉富有政治意涵的部分，保留其对地方和多样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注，便是“低端全球化”的基本意涵，回归个体是其最大的魅力，它向我们重新展现全球化的真实过程，也有学者称之为“草根跨国主义（grass-roots transnationalism）”[28]。就像麦高登所说，他要用平易近人的描述，让读者接触日常不可能触碰到的世界。而事实上，这样的世界正是全球化最为真实的样貌，这些广州的非洲个体商人正是生活世界的“离散者”，看似边缘，实则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提前触碰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并用鲜活的实践表现了人在全球化之中多样化的形态。

最后，当我们重新审视“低端全球化”的意义时，可以看到，它对参与全球化不同层次的主体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麦高登肯定了这一影响，认为其对世界的正向意义多过负面伤害，而它的终极意义展现为“中国产品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3]240。我们在对其进行讨论的时候需要意识到，“这是世界上多数人经历着的全球化”[3]2，它与依然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息息相关。

四、小 结

正如前述，移民不再被视作宏大进程中的被动个体，而是全球化的有力塑造者。对在华移民的深入分析将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应如何面对其在全球化新阶段的新身份的问题，重新考察公民身份的建构，以及边界、认同、宗教等通常被认为具备稳定性的概念和文化意识、身份、社会网络等富有流动性的概念。稳定性中常蕴含流动性，反之亦然。因此，移民的丰富实践成为我们理解全球化多样性的窗口。所谓“低端全球化”便是一种对全球化模式的重要拓展，麦高登的《香港重庆大厦》和《世界城》等系列工作对此具有重要贡献。

“低端全球化”的概念将促使我们突破以伦敦、纽约等极少数西方都市为对象的研究桎梏，发掘多样化的全球城市模式，重新评估诸如广州、义乌、曼谷、迪拜等南南移民的重要节点城市对全球化的贡献，突出全球化进程中本地接触的重要性。这种密布在国际移民尤其是少数族裔企业家之间的复杂网络，形成了一个城市乃至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基层通道。包括《世界城》等考察在华非洲商人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发掘全球化实践中的多样性，揭示个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和努力。正如PaulCapobianco评价《世界城》，不仅仅是填补了在华外国移民研究的空白，更与跨人种关系等更大的主题对话，重申了FrankDik?tter及其他学者关于西方族群意识无法捕捉到亚洲族群身份建构方式的观点。[7]

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化大国，并致力于成为未来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参与者。从2013年9月“一带一路”提出至今，这一政策对相关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业已成为中国对外发展的名片。正如我们所知，“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同时是“低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与他们的联结方式，基于此发展出有别于西方传统模式的新型全球化，推动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在当代全球化中的实践意义和深远影响。

文章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hljshkx.cn/qikandaodu/2021/0610/6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