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移民如何承载新型全球化(2)

人类学对移民的兴趣最早来自农民研究领域，因为城乡移民的存在及其巨大影响越来越无法被忽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相关研究又将视域扩展到了跨文化的范畴，包括区域移民和国际移民。人类学作为关注地方性的学科，其对移民的关注也是从地方性出发，重视文化变迁、迁移过程和移民社区的构建。此外，人类学对意义的研究偏好又使得它对移民的主体性和身份格外重视。因此，人类学对移民的研究从移民类型出发，之后又陆续加入迁移过程、社会组织的议题和性别视角，最后又扩展到种族和身份、公民身份的归属与意义、移民视域中的国家等领域。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国际移民作为一种民族志研究对象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强烈的流动性、模糊性和连通性。这些特点使得人类学惯常关注的概念如“民族”“国家”“边界”“认同”乃至“文化”等在这一研究场域中呈现出多样化、情境化乃至破碎化的状态。人类学的研究常由个体或社区切入，因此很早便关注到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于跨国主义和网络研究。社会网络不仅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提供社会资本，还会在分配和信贷过程中绑定社区中复杂的礼物交换关系。在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erik Barth）发表其著名的“情境认同论”后，族群认同在文本中的天然性和稳定性被彻底摧毁。这在移民研究中尤为显著，移民人类学延续并拓展了巴斯的路径，致力于调查不同族群对边界的协商确立以及边界的移动。正如安德烈亚斯·威默所言：族群边界是“分类斗争和谈判的结果”[9]。

具有延续性的社会网络与持续变动的族群认同相叠加，使得移民的身份变得模糊。他们既会通过文化景观的建设形塑其源于母国的族群性，又会表现一种灵活的公民身份，对后者的探讨聚焦于移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公民身份。此时，公民身份不再是专属于民族国家的产物，而是“移动管理者、科技主义者和专业人士寻求的策略和结果，通过选择投资、工作和居家的不同地点来从不同的国家制度中受益”[10]。这种快速的跨界移动与以特定领土和明确边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包括边界管制等对移民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人类学家们通过对非法滞留、寻求庇护和驱逐出境等现象的研究，考察“国家寻求控制特殊人群移动的过程”[11]。而对于已合法留居的移民，人类学家则更倾向探索其如何参与重新建构和重新定位他们定居的或有跨国联系的城市。[12]移民在这一视角下被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重新定位“地方”的主体和组织，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人在全球与地方的勾连中的位置。

总体来说，人类学通过在比较和关系研究中的积累，考察移民的社会网络、族群性、认同在其身份建构和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以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作为窗口展现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位视角是人类学对该领域的特别贡献。然而，长久以来，国际移民研究聚焦于“南北”和“北北”移民的经验，其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多由此发展而来，缺少对南南移民等新移民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世界城》作为一部书写广州地区非洲移民的民族志，一方面继承了人类学在移民研究中的多重面向和主要关怀，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领域和理论，具有创见。

二、在华非洲移民的现状与未来：《世界城》的书写

一直以来，中国都作为一个单一种族的社会，仅在西北、西南地区有部分非蒙古利亚人种的少数民族。近代时期，一些西方人士移入中国，但主要集中于租界地区，对主流社会影响甚少。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聚集于广州、义乌等内地城市的非洲移民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和中国社会的一致兴趣，被视为一种全新的现象，人们好奇于这些在中国社会特异性非常明显且数量上无法忽视的国际移民与中国社会会有怎样的互动？他们为何没有选择欧美等传统移民输入地，而是来到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这些是《世界城》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非洲的移民在广州主要从事商品贸易，将在广州批发购买的货物带回非洲售卖赚取差价，也有人从事面向这些商人所展开的服务业，有餐饮、住宿、中介、货代等。这些非洲移民相对于来自发达国家、有大型跨国机构庇护的欧美或东亚移民而言，更直接地暴露在中国社会的日常中，“后者受到企业的保护，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必和中国人有所来往，前者却必须每天与中国人打交道”[3]52，导致的一个吊诡的结果是前者的社会融入比后者深入得多。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耐人寻味：也许相比富有的外国人，贫穷的外国人才真正推动了这座城市的国际化进程。[3]53

文章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hljshkx.cn/qikandaodu/2021/0610/6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