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移民如何承载新型全球化(3)

但尽管非洲人有更强的融入意愿，在融入过程中还是会面对诸多沟通和文化上的障碍，对这些障碍的克服路径形塑了他们融入中国社会的心态和系列行为。沟通问题首当其冲表现为谣言成为非洲移民的主要信息来源，因为没有能力接触高质量的信息渠道。再者便是他们与中国人之间信任的建立和分配。非洲商人常雇请中国员工处理商业事务，但“由于语言和文化交流障碍，他们不知道应该给予这些职员多少信任”。[3]67此外，中国供应商对非洲人的“诈骗”被频繁提及，花样繁多的“诈骗”一部分是由于如合同、审计、追索赔偿等需要庞大成本的程序的省略所导致，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化上的障碍。“诈骗指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双方彼此缺乏信任。当跨文化碰撞造成误解时，他们往往不会把‘疑点利益’归于对方。”[3]73这些误解反映了双方互动的一些基本假设：中国商人有时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国家，而非洲不比中国发达，因此觉得非洲人无知和落后，而非洲商人有时认为中国人总是想欺骗他们，所以必须把价格砍到最低，不论令对方多么憎恨自己。[3]77

一些部门在尝试克服障碍，增进中非居民的互信。有NGO参与这个进程，但麦高登批评其依然携带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普遍态度，即对他们本身的兴趣远小于对获取其认同或在互动中形成利益关联的兴趣，因此“没有专注于帮助非洲人解决他们的具体难题，而是仅仅教导他们中文”[3]79。而由具有丰富在华经验的非洲人所担任的物流中介和中间商则被麦氏认为在建立信任的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为客人挑选合适的商品并报关出海，不仅是外商与中国供应商之间买卖关系的桥梁，还“往往扮演着文化大使（cultural broker）的角色”[3]172。他们“一方面教非洲同胞在中国经商的正确方法，另一方面告诉中国供货商他们客人的思维方式”[3]175。这些“全球化的代理人”[3]166不仅起到化解沟通障碍的作用，其自身即作为一种信任载体推动了贸易的实现。

非洲移民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合法性的问题，主要是签证逾期的危险。麦高登用整整一章描绘了这些逾期滞留者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生活，他们在广州的移民群体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介于广州地方政府对非洲移民愈加严格的签证政策和执法力度，逾期滞留者的生活充满了恐惧，缺乏重新恢复生计的资金与支持使他们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几乎所有非洲移民，包括融入多年的“文化大使”们，都被签证政策与中国社会隔开了颇大的距离。

Castillo曾批判麦高登在本书中缺乏叙述的主位视角，忽略了移民们“自己的希望和期待是什么？”但他后来也承认麦高登对宗教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点。[13]宗教对非洲移民而言非常重要，正如麦高登所言：“我们谈到做生意，以为生意是这些人生活的中心，但其实他们真正想谈的是宗教问题。”[3]188宗教在其个人身份建构、商业实践上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各类通过仪式占据中心角色，加上中国政府对宗教有条件的宽容，使得宗教成为非洲移民群体自我表达和建立社会网络的主要路径之一。同时，充满不确定的生活某种意义上也强化了这种虔诚，“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宗教信仰也许是克服困难的唯一途径”[3]216。

跨文化婚姻似乎是一个族群融合最直接且皆大欢喜的结果，这已在广州产生了数百个中非混血儿，这些非裔中国人的未来令人遐想。但个中存在的诸多挑战也反射出社会群体之间标签化的想象对互动实践的巨大影响。然而，一切正在发生，未来尚不可知。正如作者所言：“重重难题似乎不可逾越。但在这困局之中，仍然存在幸福的恋爱和婚姻关系，中非混血的宝宝也出生了，谁又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转变呢？”[3]237

《世界城》最终认为，中国社会从单一文化到世界性文化的转变是必然的趋势。由于国际移民不可阻挡的“向上移动”的倾向，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有着越来越强的吸引力。最终，“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人的社会，而变成世界上不同背景人们的家园”[3]233-234。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学习如何面对、理解和接纳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不仅关乎我们如何共存于这片家园，也对中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的方向与实践有着深远影响。

三、在华非洲移民的启示：新型全球化的内涵

“低端全球化”是《世界城》的关键概念，也是麦高登自《香港重庆大厦》以来持续探讨的理论主线，是其对“南南移民”这一特殊现象的理论总结。书中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是：人和产品在较少资本运作下的非正式跨国流动，有时牵涉半非法或非法的交易行为，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相关，但在全球都显著可见。[3]91所谓“低端”主要体现在行动主体、贸易过程和商品三方面。对其更详细的阐述是与所谓“高端全球化”的比较进行的。笔者将二者的差异概括如表1。

文章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hljshkx.cn/qikandaodu/2021/0610/6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