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史的全球坐标劳特利奇卢德里奇全球互联

原明明，女，山西临汾人，墨尔本大学语言学硕士，汕头大学英语语言中心教师。

引言

自1969 年互联网正式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50 年，对互联网史的研究终于初具规模。本书问世之时，恰逢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杂志《互联网史》（Internet Histories）诞生之际。其他标志性的进展还包括若干本重要的论文集、杂志特刊、学术论文和专著。本着媒介精神的原则，在数字人文科学、数字社会科学和相关的信息技术辅助研究（e-research）诞生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日益增加的数字资源，互联网史网站、资源、文档和数据库也同样标志着互联网史研究领域的进步。

然而，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目前英语世界现有的互联网史，还主要是对北美和欧洲国家情况的纪录，也仅仅纪录了这些国家情况的某些方面。例如，对美国互联网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在《发明互联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一书中，Janet Abbate 追述了互联网的起源，特别描述了通过阿帕网（ARPANET）的发展，技术及其含义是如何同时产生了变化。Patrice Flichy 研究了美国90 年代的网络文化热潮，当时最明显的标志是《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的广为传阅（Flichy 2007）。在《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和数字乌托邦的兴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Stewart Brand,the Whole Earth Network,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一书中，Fred Turner 探索了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文化的出现，军事-工业研究文化与反主流文化之间所产生的联系，而这一联系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发展起来了（Turner 2006:9）。William Aspray 和Paul 编撰的《互联网和美国商业》（The Internet and American Business 2008）一书中收录的各篇文章展示了互联网的设计和使用在美国商业中的重要轨迹的各个视角。

在欧洲国家，互联网史研究刚刚兴起。牛津互联网研究中心于2001 年在英国成立。自成立以来，该研究中心一直是欧洲和全球互联网文化研究的要地。在其他地区，一位开创性的欧洲学者是Niels Brügger，他发起了丹麦互联网史的重要案例研究，同时也开创了网页历史研究这一领域（Brügger 2010 and 2013; Burns and Brügger 2012;Brügger 2016a and 2016b; Brügger and Schroeder 2016;Brügger 2017;Brügger,Ankerson,and Milligan 2017）。其他领军人物还包括：法国研究者如Valérie Schafer（Schafer and Tuy 2013）、Benjamin Thierry（Schafer and Thierry 2012）和Camille Paloque-Berges（Masutti and Paloque-Berges 2013）；伦敦大学研究者如Jane Winters，主持了《大英国区艺术和人文学科数据》（Big UK Domain Data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BUDDAH; Ben-David（2010,2012,and 2016）、Anne Helmond（Helmond 2015）和Ester Weltevrede（Weltevrede and Helmond 2012）。当然，还有Richard Rogers 的开拓性著作《数字方法》（Digital Methods,Rogers 2013）。然而，在欧盟地区，虽然对互联网史有不少本地案例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缺乏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在许多国家，技术专家社区与互联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互联网协会或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等治理机构中的行动者，是第一批参与者历史的撰稿者，也得到鼓励和资助来撰写制度史。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史专著为数甚少（中国和韩国例外，参见Zhou 2006,Lee 2012），多个国家之间的网络史比较研究就更少了。国际上对互联网多样化发展路径历史最早的研究，来自于对某些特定国家的互联网情况的研究（例如由Peter Lang 出版社出版的、Steve Jones 主编的《数字结构》（Digital Formations）系列）。为了讲述互联网在特定环境下的情况，研究人员必须设法了解当地互联网的具体特征——即使只是将其与全球互联网的“已接受”历史联系起来。在各专业学科领域，还展开了对互联网史的另一批研究。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各学科需要加深对互联网的了解，因其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媒体、传播、文化和技术动态的核心（参见Bruijn and van Dijk 2012; van Dijck 2013）。因此，越来越多的对各地区国家的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让我们注意到互联网在Web2.0、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数据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发展方式（参见Donner 2015）。

然而，虽然有一些用当地语言发表的研究，对互联网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国家的早期情况进行了介绍，这些研究却并未译为英语，英语学术界在谈及这些国家的互联网史时，也很少提及这些研究。日本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自公文俊平（Shumpei Kumon）于1988 年发表了突破性著作《网络社会》（Nettowāku Shakai）以来，在早期BBS和互联网文化方面一直有着丰富的日语文献。然而，在整个90 年代，对日本互联网传播采纳情况的英语评述，还主要依赖于美国人叙述。这些美国人或是曾在日旅居，或是曾访问过日本，对网络传播应该是什么情况，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设（参见本书中麦克利兰〈McLelland〉的章节）。虽然从21 世纪初开始，在日本计算机技术（Gottlieb 2000）、网络文化（Gottlieb and McLelland 2003）和移动媒体方面（Ito,Okabe,and Matsuda 2005）有了开创性的英语学术成果。然而，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真空地带——在学术研究方面如此，在对这一新生领域已有研究的充分了解和继续推进方面也是如此。总的来说，由于在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传播、媒体、数字技术和文化的重要性，缺乏地方历史的参考成为一个重大的障碍。随着互联网史逐渐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本地语言的互联网史一手研究不断增加，现有的非欧美背景下互联网文化的早期研究将做出大幅度的修改。

文章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hljshkx.cn/qikandaodu/2021/0415/531.html